法谚曰：“无救济即无权利”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常常会出现类似的情况，法律明确赋予的权利得不到保障。这是因为，赋予公民的许多权利都是仅仅停留在法律的宣告阶段，只是说，公民有权如何如何，公权力机关应配合公民如何如何，但如果不配合，又将如何呢？许多法律在这方面都是缺失的。保障公民权利，不仅是要把公民拥有该权利写进法条，更重要的是，还要落实权利侵害的预防和救济机制，这样才能对公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。

　　因此，从我们设立的权利保障制度来看，应包括三个层次：第一是法律宣告权利的层次，就是我们的法律为公民设定了哪些权利；第二是权利侵害的预防机制，权力公器为防止侵害行为的发生而进行的预防性措施；第三就是侵害之后的救济机制，通过救济来对已经受到侵害的权利进行补偿、赔偿。(人民网陈枫《律师会见权被剥夺：没有保障的权利等于零》)限制律师行使会见权是侵犯律师刑事诉讼权利的违法行为，后果是十分严重的，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。有的人就说，律师连自己的权益都保护不了，如何谈得上维护他人的权益。要改变这种状况，关键是出现了这种违法行为要有部门负责制止和查处，建立律师会见权的救济机制。

　　全国人大代表杨敏就认为，《律师法》虽然规定了律师的会见权，但是没有规定这些权利受到侵犯时怎么解决，应该在《律师法》中明确救济途径。建议在出台配套的规章制度时，设置律师执业权利遭到侵犯时救济的具体途径，这样才能让律师会见权真正得到落实。对此笔者认为，建立律师会见权救济机制，应当从两个方面入手：

　　首先，应当明确侵害律师会见权为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。

　　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，属于作为行政机关的看守所对犯罪嫌疑人的监管问题，是否允许律师会见，是一个行政管理问题。对于监管部门来说，只要律师提交了法律规定的手续，就应该安排会见。对于公安机关侵害律师会见权的行为来说，基于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机关的性质，无论从《行政诉讼法》第11条关于对“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”不服，以及对“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、财产权”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该受理的规定，还是从《行政诉讼法》第12条关于法院不予受理案件的范围反向推定，对于发生在公安机关的侵害律师会见权行为，律师提起行政诉讼寻求救济，在法律上可以说并无障碍。而且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〉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1条第二款第(二)项规定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“公安、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”不服提起诉讼的，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。而限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行为，显然不是依照《刑事诉讼法》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。相反，这样的行为恰恰是违背《刑事诉讼法》的行为。所以，理应可以提起行政诉讼。但是，从以往律师起诉公安机关侵犯律师会见权的案例看，有些法院判决支持律师的诉讼请求，而有些法院却不予受理，明显存在执法偏差。因此，有必要明确侵犯律师会见权行为的可诉性。